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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谈客家文化之根
 
2007年09月21日
 
  客家人正像不断流亡的犹太人那样,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名扬寰内。犹太人除了祈祷之外,始终把教育放在首位。他们虽历经磨难,但仍能使民族薪火相传、亮丽多彩。客家人和犹太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断的经受战火、灾荒,不断的被杀戮、驱赶,不断的迁徙、流亡,最终遍布世界各地。客家人脉络不断、人才辈出,每到一处,都会以其惊人的智能和过人的才干对当地作出重大贡献。之所以如此,客家人始终把尊师重教放在首位,比犹太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客家人根在河洛,他们重视教育的传统,可追根溯源到民系的源头——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五帝传说时代,《史记》载以西亳(今洛阳偃师市)为都的帝喾“教万民而利诲之”,《尚书》载他的儿子契曾受舜命“敬敷五教”,制有“教刑”。《尚书》还记载以今洛阳市东登封阳城为都的禹,更是“声教起于四海”。

  文字是作为书本教育的必要工具,今人曾根据出土文物考证,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毛笔,河洛地区还流传着黄帝时代命仓颉造字的传说,所以《河南通志》断言:“河洛渊源尤为万世文字之祖。”

  到了夏、商、周三代,河洛地区就出现了学校。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夏代在洛阳就出现了学校,和文献记载相印证的是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夏都宫殿前发掘的一座宗庙式大学遗址,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有址可考的最早的宗庙式学校。商代在河洛更重视发展教育。商曾都西亳(今洛阳偃师古商城遗址)230年,《礼记》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商代设大学于京都西郊,设小学于东郊,商王常出入学校,又称之为“明堂”。到了周朝,河洛的教育更为发达,著名的“成周”学制,在洛阳形成,在王城设国学,乡学两类,分大学、小学两级,周公营洛,制礼作乐,创制典章制度,成为后世教育的范本。弦诵之声闻于四野,土质而文成为洛邑古风,所以孔子风尘扑扑、不远千里,到洛阳适周问礼于老聃,入太庙观礼后,曾对学生们感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汉代洛阳又成为教育中心,河洛重视育之风更盛。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离宫八里处修建太学。太学规模很大,一时洛阳出现了“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的盛况,地方更是“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太学不断扩建,到东汉末,太学生在学人数常多达三万余人,举世瞩目。河洛一时人才辈出,名贤连茹。如此发达的教育,可谓教化所及,风应华夏,人誉洛阳为“首善”。

  魏晋时期,在洛阳开始建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主管国子学和太学,教育转向双轨制,同时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推行郡国学制,大大推动了地方教育。

  隋唐五代,河洛教育更是得到长足发展。隋炀帝改国子寺为国子监,总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是专门管理学务的中央机构,开中国教育行政之端,并开始科举取士,科举制建立。武则天时又于洛阳创殿试,设武举、立制科。唐高宗于东都洛阳设国子监,学生达千余人。此外,东京洛阳设教坊两所,各种艺术、科技等专科性学校也在洛阳大兴。一时间,东都洛阳除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还有书学、算学、律学和弘文馆等,蔚为大观,成为教育史上一道奇景。

  纵观历史,探三代之始,追夏商之源,企两周之辙,溯东汉之太学,考隋唐之科举,河洛人文蔚起,风教先于天下。重视教育、发展教育成为河洛文化的传统,也成为河洛文化是华夏文化之根的根本原因,因为每个民族文化承继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教育。作为一支独秀的客家民系更是如此。

  客家先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战乱和灾荒迫使他们为了生存而远离故土,流向远方。如今站在汉魏故城遗址前,看着那些裸露地表的断堰残砾,不难想象他们当时恋恋不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站在隋唐遗址只剩一段土丘般的应天门前,可以想见安史之乱血腥的历史如何让这些客家先民们心惊胆颤,而又不得不离开曾经辉煌一时的神都洛阳的眷恋不舍的心情。他们从汉魏故城走了,从应天门出去了,从河洛大地离开了。他们不仅带走了思念和眷恋,而且也带走了河洛文化的传统。名随人走的民俗规律,使我们今天仍能找到客家人的这种思念和眷恋,“河洛郎”的称谓、泉州“洛阳桥”的修建、“洛阳河”的命名等,这些东西在客家人中随处可见。他们带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河洛文化最根本的传统,而这些传统中能使他们开拓创新、民系发达的就是重视教育、发展教育。这是历史事实,而历史是可以印证的。

  客家先民们流落他乡,所到之处一般都是穷乡僻壤,经济贫困,文化更是落后,根本谈不上什么发达的文化教育,于是在他们聚族而居的地方,由族人共同出资或专门由祠堂负责,以私塾的形式教育族民。不少客属地,都有“学田”和“谷田”,客家族人不分贵贱贫富,只要肯学,就由公用的“学田”或“学谷”负责其求学费用。一千多年来,就这么传下了来。这正继承了河洛尊师重教的传统,只不过在新的环境下,办学形式上作了变通。河洛的国子学、太学由官府公办,客属地的私塾由家族公办;河洛子民都有入官受教育的机会,客家人都可以平等地坐在祠堂里读书;河洛官学讲四书五经、诵诗词歌赋,客家私塾、学院读章句注疏、学平仄对仗……正是保持发扬了重视教育的传统,所以就有了客家人才济济的结果。象诗人黄遵宪、丘逢甲都是从私塾中走出来的。如果客家人没有这种传统,就不会有祠堂教育,丘逢甲也就不会4岁就塾、6岁能诗了。客家属地都有书院,有的是由祠堂演变,有的是由客家人集资兴建,象江西兴国的潋江书院,这些是更高形式的客家学校。重视教育使客家地区崇文兴学蔚然成风,被人誉为“文化之乡”、“人文秀区”,在这里可以找到“郁郁乎文哉”的周代遗风的影子。

  客家的教育如此发达,就是因为尊师重教的传统深入每个客家人心中。他们这种观念直接来源于河洛文化。建于1902年,处在深山大谷的永定县湖坑镇洪坑村的“日知学堂”,其门联是“为学志在新民,训蒙心存爱国”,这和河洛教育的宗旨,即《礼记·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至于止善”如出一辙。“明明德”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就是心存爱国吗?在广东梅县松源镇蔡蒙吉故居、江西石城小松镇井头村郑氏祠堂、福建连城朋口镇文坊村项氏家庙,这三处山村祠堂壁上都同样刻有文天祥手迹“忠孝廉节”,这不正是“止于至善”吗?福建省永定振成土楼里题有“澡身浴德”的横匾,这不正与《礼记·儒行》的“儒有澡身而浴德”相吻合吗?客家人即使在实际行动中,时时不忘河洛的“沐浴于德,以德自清”的德育精神。客家人重视教育,甚至在儿歌中就启蒙了读书的重要性,“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箩筐上,一本书,送畀哥哥去读书”。可见,客家人所带走的河洛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影响之深。

  正是由于对河洛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的承继和发展,所以就出现了只要有客家人的地方就会有祠堂、就会有学校的教育奇观。也就有了“耕读传家”“书香门第”,使客家人在穷山恶水的环境中保持较高的人文素质,同时维护和承继了自己的历史传统。由此可知,客家人根在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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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河南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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