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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快信源于票号
 
2007年10月12日
 
  创办票号业,开创我国金融业之先河,乔家办票号确实不是最早的。但乔家的票号败落的最晚,在同行中很有影响。“经商之道,首在信,次讲义,然后才是利”的名言是无数晋商长期经营实践的缩影,是晋商的成功所倡导的。祁帮票号承汇款以信誉为先,保证顾客凭票到汇地按时取款。在付款时间上有严格的规定,对上海为见票后10日或汇出后12日付款;对汉口为见票后10日或15日付款;对苏州为汇出后16日付款等等。在取款上,严格执行“由本人领取”等规定。为防止失误,大多分号还与其它票号进行了“连环结保”。

  大德通、三晋源票号曾积极参加票号行会等同业组织,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光绪年间,又参加了上海的“山西汇业公所”,通过公所协调票商关系,为维护既得利益、巩固行业垄断地位,彼此联结起来,互相帮助,形成了一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使其自身利益得到保护。

  大德通、三晋源票号为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在推动近代工业发展方面做过好些有益的事情,既维持了自身的经营,也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在光绪三十一年,当民信局的业务被邮政所代替后,票号一部分汇兑业务也被邮政夺去,对票号生意造成不利。大德通、三晋源票号曾与大德玉、蔚丰厚、协同庆共同与邮政交涉,制定了特别邮寄章程,既支持了邮政业务,又使自己利用邮政维持了业务。主要由驻汉口分号与湖广邮政司达成协议,“先行商榷邮政局可准予汉口汇票帮及各埠同帮联号订一特别邮寄妥速,并能加快防遣办法,以便票商。”该章程被转总邮政司批准推广,设有汇票号往来生意50处。

  自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季开创快信邮件以后,集邮者从快信邮票的编号的字头上一望而知是采用了“千字文”。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合称为“三百千”,是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是南北朝汉武帝命员外散骑侍郎周光嗣将王羲之书法中的一千个字组成可以诵读的文字。传说周光嗣用了一夜功夫,将之编缀成4字一句的韵文250句,因劳累过度,第二天鬓发皆白。“千字文”文字虽较长,但因押韵而便于背诵记忆,常用来作为编号的字头,例如封建时代的乡试考棚和当铺的存放典押物的柜号,都用“千字文”作为字头。大清邮政巧妙地把中国古代传统计数文化引用到快信之中,具体为:清代快信邮票每联上都加印黑色的从“1―――1000”编号,在编号的左方另由各发信邮局自行加盖的1个“千字文”的文字,各局民用的文字由北京邮政总局颁发,并无雷同。各邮局内经办快信事务的员工都有各自专用的专字。中国的邮政单位使用“千字文”字头的快信邮票专用编号是邮政史上一大创举。因此,邮件上不但有类似挂号邮件数字的编号,而且从其字头上可以看清是何局寄发,以及必要时可以查明经办人的姓名。但因开创初期,开办快信业务的邮局很少,同时集邮所获得的新旧快信邮票不多,所以其在快信业务上如何使用,以及各地邮局开办快信业务的次序并不清楚,直到宣统元年四月初一(1909年5月19日),大清邮政局发布了“快信章程”和“寄递快信之章程”,并公布了国内11个省共51个开办快信业务邮局名称,事实上这些邮局是按照业务需要分批开展快信业务的。

  先开展快信业务的邮局除上海和天津外,尚有汉口、广州、福州和开封等通商大埠,每局分配到“千字文”字头各40个之多。北京为政治文化中心,分配到32个,其余中等及以下城市,分配字数从20个以下直到最少8个,其中祁、太、平为11―――13位,各分配到“千字文”字头各8个,祁、太、平当时的实力可见一斑。

  至于边远地区因邮递速度无法快速提高,没有开展快信业务。从1909年5月以后,全国各地继续增办新的开办快信业务的邮局,但仅知截止1911年7月31日止,全国开办快信业务的邮政局所已增加到149处,但新增的98处局所使用的“千字文”字头未见公布,因此无从知悉其大致开办的次序了。

  让我们追忆大德通、三晋源票号在推动邮政发展快信业务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领略商业奇才所创下的流传千古的业绩和建树。他们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柳崇正 梁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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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SRC-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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