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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中齐人崇古管窥
 
2007年10月31日
 

    摘要:《管子》中多篇提及古帝王,如三皇、五帝、三王等,反映了齐人的崇古倾向。古帝王在《管子》中主要作为说理的论据出现。齐人虽崇古却不迷古,他们对古帝王的崇拜是有所批判的,反映了齐人在认同基础上善假物以为己用的文化传统。

    齐人推崇古帝王。这从齐土著学者集体撰著的《管子》一书可以看出。《管子》现存76篇,其中至少33篇提及古帝王。他们大都以正面事例作为自己说理时的论据出现,展示了齐人愿以之为师,经世治国、变法图强的心态,体现了齐人对他们的敬仰、崇拜和对远古文化的认同。

    古帝王其人其事在《管子》中频繁出现,成为《管子》特有的文化现象。按照这些古人古事所处的历史阶段,他们可分为哪几个系统?作为说理的论据,他们有哪些表现形态?齐人对古帝王的崇拜是盲目的还是批判的?这一切又反映了齐人怎样的文化传统?以上是笔者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齐人崇古的三个系统

    1、三皇

    据《古史辨》考证,“三皇五帝”最初见于《吕氏春秋》。虽未明言三皇所指,但其中已存在神农的影子。至东汉,形成了一个以伏牺、女娲(或燧人)、神农为代表的三皇系统。如《潜夫论·立德志》说:“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伏牺、神农为二皇,其一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按照这一解释,《管子》中属三皇系统的有伏羲、燧人、神农。另外还有属于这一时期的共工、无怀氏。如:

    《轻重戊》:“虙戏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燧人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

    《封禅》:“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

    《形势解》:“神农教耕五谷,以致民利。”

    《揆度》:“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

    三皇的真实存在与否暂且不论,但他们确实反映了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相对重要的几个阶段。对三皇的崇拜,表现了齐人对人类文明初始阶段的肯定。

    2、五帝

    《国语》记展禽语:“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均持此五帝之说。《管子》中属于这一时期的还有炎帝。如:

    《揆度》:“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以大夫随之。”

    《侈靡》:“俈尧之时,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独出入也。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耕以自养,以其余应养天子,故平。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求足。故卿而不理,静也。”

    《枢言》:“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桀舜是也。”“得之而生,失之而死者,何也?唯粟。得之,尧舜禹汤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

    此外,在《轻重戊》、《国准》、《地数》、《形势解》、《桓公问》、《封禅》、《治国》、《霸言》、《法法》、《正世》等篇中也提到了五帝。

    五帝时期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对五帝的崇拜反映了齐人对“治国平天下”的向往。

    3、三王

    《尚书》中有《夏书》、《商书》、《周书》,这是关于夏、商、周三代帝王的文献。《史记》中,《五帝本纪》之后即是夏、商、周三代的《本纪》。《孟子·告子下》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歧注:“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是也。”可见,三王即是指夏、商、周三代开国之王。属于这一时期的古帝王,除了以上所指,《管子》中还有“大王”(古公亶父)、王季(季历)、武王等。如:

    《山权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

    《小问》:“昔者大王贤,王季贤,文王贤,武王贤。”

    《轻重甲》:“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

    《制分》:“武王非于甲子之朝而后胜也,其前政多善矣。”

    此外,《轻重戊》、《国准》、《地数》、《山至数》、《封禅》、《版法解》、《形势解》、《桓公问》、《七臣七主》、《小匡》、《中匡》、《枢言》、《宙合》、《正世》等篇中也提到了三王。

    三王时期,虽是天下为家,但亦被后人称为“小康”治世,“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礼记·礼运》)对三王的崇拜,同样反映了齐人渴望经世治国的思想观念。

    二、齐人崇古的说理性质

    崇古本来是一种普遍现象。罗根泽在《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中谈到:“返古思想为人类通性之一,中国人尤甚。况当战国乱离之时,颠沛失所,更易引起慕古返古之思,故各家著书立说,每每托古。即彰彰较著者言之:儒墨两家,俱祖尧舜,道家为黄帝之说,许行托神农之言。”[1]《管子》中出现了以三皇、五帝、三王为代表的古帝王,可谓集托古之大成。因此,与其它诸子比较起来,齐人的崇古就显得格外突出。

    《管子》大多数文章为说理文。说理必须有充分的论据。在《管子》中,齐人主要是把这些古帝王作为说理的论据来使用。所谓“明理引乎成辞,征以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文心雕龙·事类》)假古人之言,托古人之事,以坚人之信,益己之说,这是一种有效的说理方式。古帝王的三个系统在用作说理的论据时有三种表现形态。

    有时,它们以直呼其名的方式出现。《桓公问》中,齐桓公询问“念有而勿失,得而勿亡”的方法,管仲回答说:“勿创而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并借黄帝、尧、舜、禹、汤、武王诸帝王之举作为桓公效仿的榜样。“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管仲以此为例,建议桓公设“啧室之议”。这里没有抽象说理,仅将先王的具体做法原盘复述,却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五帝的传说中,黄帝为其首。《史记·五帝本纪》颂扬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他建立了卓著功绩,当时各诸侯一致推尊为“天子”。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知法》),尧、舜、禹、汤、武王等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们均是太平盛世的创建者。借用人们的崇拜心理,以古帝王的为政措施来劝谏他人,具有无可辨驳的说服力。又如《任法》,中心论题是讨论以法治国。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作者拿尧、舜来作例证。“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炉,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尧之治、黄帝之治,均是任之以法,因而当世君王要想治理好国家,当然必须象黄帝、尧那样,以法治国。

    有时,他们以数字代称的形式出现。如把上古帝王称为“七十九代之君”,“封禅之王,七十二家”,“五帝三王”等。古帝王以这种形式出现,涵盖广度扩展了,气势增大了,文章的说服力自然随之加强。《治国》谈到为国必贵粟时说:“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七十九代之君”,“其一般涵义,当泛指历朝历代。”[2]既然以往各朝各代都主张为国贵粟,则当今之王只须遵其前贤即可。再如《正世》,为了说明兴利除害对为国的重要性,文中写到“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其用意与上例相同。

    有时,古帝王也以“先王”的形式出现。如《国蓄》,“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币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这里,管仲借用先王的权威做法,劝谏桓公借助号令的缓急,灵活运用玉、金、珠等货币流通工具,以隐蔽的形式向人民征税。再如《君臣上》,“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作者劝当世君主应效仿古帝王一民心的作法来治理国家,这也是以“先王”的形式说理。

    三、齐人崇古中的批判

    齐人虽崇拜古帝王,常用古帝王作为权威论据说理,但这种崇拜却不是被动的、盲目的,而是崇拜中有所批判。

    《正世》说:“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小匡》说:“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

    《国准》讨论的是如何调节国家经济的问题。管仲列举黄帝、有虞之王、夏后之王,殷人之五、周人之王,面对同一个问题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为例,说明“国准者”,关键是“视时而立仪。”“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当桓公问“五家之数,籍何者为善”时,管仲说:“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猛兽众也。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逃械器,闭智能者,辅己者也。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义,乘天固以安己者也。”这实际上是对诸家的作法各有局限的清醒认识。基于此,管仲建议桓公“兼用五家而勿尽”,并针对当世提出具体的实施措施:“立祈祥以固山泽,立械器以使万物,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策。童山竭泽,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币,存菹丘,立骈牢,以为民饶。彼菹莱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赢。”管仲虽以古帝王为例说明“视时而立仪”的重要性,却不盲目崇古,而是有所批判地吸收各家之长以为己用。当桓公再次询问“五代之王以尽天下数矣。来世之王者可得闻乎”时,管仲说,“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这种崇古中的批判足可代表当时齐人的文化观念。

    又如《轻重戊》在讨论“轻重安施”时,管仲先历述虙戏、神农、燧人、黄帝、夏、殷、周各古帝王的施政措施,然后说,当世之王应“并用而毋俱尽”,即兼采各家之长而不全盘照搬。这也是崇古中有所批判的表现。

    四、齐人崇古中体现的齐文化传统

    齐人对古帝王的推崇,是建立在对远古文化批判地认同基础上的,其中有着明显的功利性质,即齐人推崇古人古事,在《管子》中是让他们作为自己说理的工具而存在的。这种在批判地认同基础上假物以为己用的特点正是齐人的文化传统。

    当代学者提及齐文化特点时,或说“齐文化在学术上的突出特点是兼容并包,是其多变性、接受性和融合再生性。”[3]或说“齐学求实、主变、富于革新”,齐文化具有“兼容性”、“开放性”。[4]诸说所指,正是这种批判地认同基础上善于假物的文化传统的表现。

    齐人的这种文化传统由来已久。武王平定天下,封太公于齐营丘。齐地原为东夷人的聚居地,以太公为代表的姜炎与周文化,是如何顺利地在以东夷文化为主导的地域建邦立国的呢?太公的封地营丘,“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汉书·地理志》),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他又是采取了什么措施使“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的呢(《史记·齐太公世家》)?《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这与鲁公伯禽建国时“变其俗,革其礼”的治国方略明显不同(《史记·鲁周公世家》)。可以说,太公是齐人这一文化传统的奠基者。

    田齐政权兴办的稷下学宫,以“开第康庄之衢,高屋大门,尊宠之”的优越条件“览天下诸侯宾客” (《史记·孟荀列传》),当时“数百千人”的学者云集稷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持有不同的思想主张,显然未必完全符合田齐统治者“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霸业需要(《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曾多次向齐宣王提议自己的政治主张,均未被采纳,就是实例。但田齐并未因此加以排斥。孟子离开齐国时,宣王还“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其实,首先必须是认同,在此基础上集思广益,各取所需,然后才有可能发展、壮大自己,达到自己的目的。齐威、宣、泯三世,齐为东方大国,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与广延天下人才,让他们“著书言治乱之事”(《史记·孟荀列传》),为自己出谋献计不无关系。由此可见,稷下学宫的兴办同样是齐人在认同基础上善假物以为用的文化传统的表现。

    文化的力量是具大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管子》中齐人对古帝王的崇拜,正可以看出齐人的这一文化传统。(耿振东)

    注释:
    [1] 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5页。

    [2] 赵守正《管子通释》下册,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115页。

    [3] 王志民《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94-95页。

    [4] 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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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齐鲁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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