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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文化的来源与特点
 
2007年10月31日
 

    摘要:鲁文化由周公制礼作乐导夫先路,与宗周礼乐文化一脉相承,并深受殷文化和东夷文化的影响。多元文化因子的融合,再加上鲁国人七百余年的文化创造,使得鲁文化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有独具的鲁礼,强调尊尊而亲亲,崇尚礼制中的德治精神,有重文崇文的倾向,尊重文化传统。

    鲁国是周朝的同姓诸侯国,也是整个周代最著名的礼乐之邦。春秋时期,就有“周礼尽在鲁矣”的说法。鲁文化基础深厚,极富特色,大致说来,有三个来源:一是周文化,这是鲁文化的主体、主流;二是殷文化,鲁国有不少殷遗民,也有不少奄遗民,奄是殷商的附庸,殷遗民和奄遗民共同尊奉殷文化;三是东夷文化,东夷人是鲁地的土著居民,世世代代生息繁衍,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可以说,鲁文化是融合了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而成。融合即是创造。与上述三个来源相比,鲁国人七百余年的文化创造才是最重要的。

    一、鲁文化的先驱——周公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鲁国在周代各诸侯国中,地位非同一般,既在各诸侯国的位次排列顺序(称“班”或“周班”)上居于首位,《国语·鲁语上》明确记载“鲁之班长”,又享有其他诸侯国不敢奢望的特权:祭祀周公时可以用天子礼乐。周代礼乐有着严格的等级性规定,天子有天子之礼乐,诸侯有诸侯之礼乐,大夫有大夫之礼乐,决不可以僭越。鲁国享有特权,可知鲁国的确非同寻常,亦由此可知周公在鲁国地位崇高,其对鲁国社会和文化有着巨大影响。

    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同母弟,名旦,鲁国的始受封之君,也是周代杰出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和大军事家。因为早先被封于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周公一生的主要功绩集中在商周之际,在协助武王打天下和辅佐成王治天下两方面均有着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1)协助武王克商,武王卒后摄政称王

    周公在文王时,即以仁、孝闻名,文王卒后,成为武王的最得力的助手。在灭商之中,周公“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做出了重要贡献。灭商后第二年,武王病亡,周公拥立武王的长子诵即位,是为成王。这时,“小邦周”刚刚取代了“大邦殷”,立足未稳,内有权力的分配与争夺,外有图谋复辟的殷人势力,而成王幼弱,周公乃毅然摄政当国,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

    周公摄政,前后共计7年。这是周公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上概括了周公摄政期间的历史功绩。

    (2)三年东征,平定天下

    周公摄政当年,“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刚刚把周人政权稳固了下来,东方就发生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周公沉着应对,亲拥成王东征,第二年打败了武庚和“三监”;第三年继续东征,讨伐参与叛乱的奄、徐、薄姑等,最终取得了平定叛乱的胜利,中原及东方完全纳入了周朝的统治范围。接着,周公又秉承武王遗志,在“天下之中”的伊洛盆地营建了成周洛邑,使之成为新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周朝遂名副其实地成为继夏、商之后而兴起的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统一王朝。

    (3)分封诸侯

    东征胜利后,天下一统,如何维护周人的天下长治久安?是摆在周初统治者面前的重大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周公再次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汲取武庚和“三监”叛乱的惨痛教训,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分封制,目的是“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即选用有明德之人,分封为诸侯,作为周朝的藩屏、侯卫。分封的对象主要是同姓亲戚,也有部分异姓功臣和历代圣王的后裔。无论同姓诸侯,还是异姓诸侯,与周天子都是君臣关系,共同尊奉周天子为天下的共主。分封制始自武王,由周公完善、发展,成为周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

    (4)制礼作乐

    周公制礼作乐,从其摄政第六年开始着手,并在这一年初定规模、框架,后来逐步充实、损益、完善,以至“周道四达,礼乐交通”(《礼记·乐记》),臻于极盛。

    礼乐文化是一种制度文化,它的基本特点是,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明贵贱,辨等级,正名分,一切人和事都要遵循礼的规范和准则。礼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五礼的节目繁多,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乐,通常与礼相配合,行什么样的礼,配什么样的乐。礼乐配合,文质彬彬,既尽善又尽美,展示了一个伟大的成熟的文明所拥有的和谐与典雅。

    周公制礼作乐,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敬德保民”。“敬德”,是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保民”实际上就是保社稷、保国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是夏商以来中国思想从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转变。王国维曾经指出:周人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于“德”与“民”二字,“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也指出:周人克商后,出于追寻历史性的解释,而发展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这一套新哲学,安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引导了有周一代的政治行为,也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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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齐鲁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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