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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齐鲁区域文化的一些问题
 
2007年10月31日
 

    一、秦汉时期齐鲁文化文本之形成

    笔者曾经针对既往的齐鲁文化研究提出一些疑问,认为齐鲁文化是在两汉时期为了配合当时儒学的兴盛而故意编造的。那么在这里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大概的内容。

    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或事件,或与之有关的叙事,都是社会环境与历史过程中的产物。我们可以将这些人物、事件与相关叙事,都当作是一种文本。文本或表征产生于特定社会情景脉络中,一旦文本产生的话,社会情景脉络也会因,其相应文本而得以显现或强化。尤其是,如果社会本相有其稳定性或延续性,那麽在社会本相下,文本尤其需要结构性规范。这些结构性规范及其背后的知识权利,使得有其相似性的文本一再被复制,也使得人们对一文本有类似的解读。这个结构性规范可以叫做历史心性,而且这个文本和历史心性又构成文类,继续被复制扩大。我们所称的历史事实,也便是一些历史心性与文类的历史。

    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两汉时期孔子被尊崇为圣贤,有关孔子的文本便成为不可变动的经典,而且具有结构性规范权威。然后,注疏或是谶纬等把孔子神圣化的书籍连续产生,而他们凭着原来的文本也具备了权威。西洋历史上的新约圣经也属于同样的例子。此外,我们熟悉的英雄故事也是同样制造的。

    涉及到中国的地区文化的话,既往的研究比较忽视这种史料文本的特性。笔者认为中国的地区文化也要用以上的视角来重新考察其文本的形成过程。一般认为地区文化是在悠久的时间上自然形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形成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为因素介入,以便使其成为典型的文本而服务于该时期的特定阶层。

    笔者认为,齐鲁文化是在汉代特殊的社会情景脉络下产生的,而后这种概念变成结构性规范,以导致了后来各种研究的复制和扩大过程。战国晚期秦国和齐国的对立,齐国被秦国灭亡后的反秦感情,西汉早期建立汉朝正统性的过程当中要否定秦朝法治的必要,西汉时期关中和山东之间政治权利斗争等等,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齐鲁文化的文本。这个时候,微妙的意志介入到文本,把齐鲁文化的地理范围、齐鲁人的范围、齐鲁文化之起源等都夸张扩大了,以至于产生了所谓‘齐鲁文化’的模式。以后这个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齐鲁文化便成为不可反驳的规范。后来的研究没有提出疑问,反而继续复制、扩大甚至神圣化其内容。

    二、历史上的齐鲁文化与政治

    今天,我要把我的观点放在比较大的历史模式当中。换句话,我提出的意见不限于秦汉时期,而是能适应每个历史时期。即,在每个时期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齐鲁文化的含义及意义不断的变化了,甚至现在也不会例外。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末到现在中国学术界中‘国学热’异常地引起了学者的关心。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学术上的原因。即,这种学热可能由于所谓‘全盘西化论’的反作用。另外一个是政治原因。为了强调国家的认同,他们需要保护自己的文化,就是‘国学’。其实,‘全盘西化论’也不能脱离政治因素。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消除各种腐败现象,促进经济发展,他们用‘西方化’宣传自己的目的。所以,纯粹的学术因素不能说明‘国学热’的振兴。据大致推测,这种现象与最近特别明显化的爱国主义无不联系。知识分子担忧中国传统的危机,因此,他们认为,为了保证中国的未来必须发扬中国传统学问。中华文明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所以儒家的故乡齐鲁文化也要再一次被强调。在这一方面,难怪在全国地域文化当中,齐鲁文化占了最重要的地位。

    明太祖建立了王朝,他极力宣传儒学,其原因也带有政治性。驱逐蒙古族以后,他需要寻找统治的正统,他要证明他能够代表汉族文化。汉族文化的代表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始祖就是孔子。明太祖采取种种措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尊重孔子、同时也提高了孔府的地位。众所周知,南宋以来儒学的中心变为以朱熹为主的性理学,当时齐鲁地区只是一个古迹。但他对孔子顶礼膜拜的同时,也对孔府格外恩宠,以至于齐鲁地区再一次成为儒学的圣地。当然,我不否定春秋以来孔子一直受到士人的尊重。但他从新重视孔子、孔府的原因一定归于他的政治需要。所以,我们再次确定明代齐鲁文化的复兴也跟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系。

    总之,历史上的齐鲁文化,包括秦汉时期的形成过程、明朝的再兴、最近对国学热的重视,皆是一种‘编造传统’。当然,  ‘编造’也一定是基于事实的。如果没有事实,也绝对不会传播。齐鲁地区确实具有儒家文化的涵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每个时期政治需要,这种基本事实经历了扩大、或是一般化的过程。

    笔者跟韩国翰林大学的其他教授们一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项目,研究这个问题。今年初邀请了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在我校开了一次学术会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项目还有很多的题目需要研究,所以我恳求各位专家帮助我。

    三、区域文化与中华文明

    最近各个地方都宣传自己的区域文化,这是一个明显的趋向。新石器时代被描述为满天星斗,黄河文明已经不算唯一文明。到了青铜时代,四川的三星堆、金沙遗址、江西的大洋洲遗址等证明了青铜文明的多元中心,所以,古代社会上区域文化的重要性已不容疑问。

    区域文化研究可以明显地考查出各个区域的特殊性。然而,如果过分地强调区域的特殊性,有可能陷入把某一区域特性化、使其与中心分离的危险。中华文明基于区域文化才存在,同时区域文化为中华文明所融入,这两个事实是不可置疑的。学者不要只侧重一个层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所以,今天在章丘开的这次会议的题目具有浓厚的学术意义。

    但我认为,区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迄今,很多研究强调齐鲁文化影响了中华文明,或是齐鲁文化占据了中华文明的主要部分。比如,渊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文化在秦朝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造成了文景之治,汉代的霸王杂道也和齐鲁文化有深远的关系,汉代的独尊儒术不能离开齐鲁文化等等。这里我们能理解齐鲁区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然而,这也只是一个层面。

    首先,我们要重新探讨区域文化的概念。阴阳五行学、黄老之学、霸王杂道是否属于齐鲁文化?从战国时代到西汉时代,在齐鲁地区精通阴阳五行学、黄老之学的人比其他地区多一些,而且齐鲁地区的管子学派和稷下学派也拥有霸王杂道的特色。其然,阴阳五行学、黄老之学、霸王杂道就属于齐鲁文化吗?即使承认这些渊源于齐鲁文化,如果其它区域已经吸收那些因素以至于很难区别的话,这还是齐鲁文化吗?阴阳五行学、黄老之学、霸王杂道等思想是否只限于齐鲁地区?当时人们是否把这些思想归于齐鲁文化?我认为区域文化至少需要当时人们的认同。

    第二,区域文化融入到中华文明以后,是否继续拥有区域文化的性质?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政策的时候,他是否认为儒学是齐鲁区域文化?即使他熟知当时很多儒家从齐鲁地区出来,他也肯定把儒学和区域文化区别了。

    如果首先划定某一个地区,然后看看这个地区的特色的话,阴阳五行学、黄老之学、霸王杂道、孔孟儒学等都算作齐鲁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区域文化的概念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跟中心文化配合的时候才成立的。所以,从中华文化来看,阴阳五行学、黄老之学、霸王杂道、孔孟儒学已经不是区域文化。中华文化上的区域文化特征和单纯的地理上的区域文化特征应该分开使用。不然,如果孔孟儒学归于齐鲁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的话,齐鲁文化便成为中华文化,就是跟中华文化上的区域文化不同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上的区域文化概念,是跟中心文化不同的,同时是跟其它地区有明显的区别的。如果将来从这样的视角探讨区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话,我相信能够取得更有意义的收获。

    以上作为很微贱的海外学者,我冒昧提出粗糙的意见。我一直渴望能够与中国外学者等交流,以获教益。这是我的心愿。如蒙不弃,我希望能聆听您的教诲。(金秉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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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齐鲁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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