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华教资讯 | 华文教材 | 网上课堂 | 资源中心 | 中华文化 | 青少年活动 | 华教社区 | 图片 | 视频
 
  您的位置:首页 / 中华文化 / 区域文化 / 吴越文化 / 文化研究
稻的发展与吴越文化
 
2007年11月01日
 

  苏南浙北一向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其实所谓鱼米之乡,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饭稻羹鱼”的延伸,从饭稻羹鱼到鱼米之乡是经过了2000年的发展演变才形成的。饭稻羹鱼还是处于粗放的农业阶段,那时的“鱼”是以天然的捕捞为主,“稻”是处于“火耕水耨”的水平。到了鱼米之乡的阶段,“鱼”除捕捞的效率提高之外,更发展出大规模的人工饲养;“稻”,则通过种植技术的不断改进和稻田的开发,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及总产量。西汉时江浙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而当时的关中地区已达200人以上。正是在这种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开始南方与北方的竞赛。饭稻羹鱼的农业慢慢地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孕育出愈来愈灿烂的吴文化。现在,江浙地区的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500人以上,人杰地灵。东南自唐宋以后的人才辈出,更是引人注目。在这个竞赛的过程中,作为主粮的水稻,作出了两方面的贡献,一是稻米作为主粮对吴越历史地位的影响;二是稻对于孕育吴越地区文化的影响。这两方面的贡献,似乎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文试图就此作些探讨,以资交流。 


  一、稻作发展对吴越历史地位的影响

  如所周知,公元前7-前5世纪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都有过辉煌的强盛时期。吴王阖闾用孙武为将军,大举攻楚,五战五胜,重创楚国,这是东周时期的第一次大战。越王勾践曾北进山东,大会齐、晋诸侯,共尊周天子,号称霸主。吴越两国都有发达的水军,在交战中,都出动强大的水军,为北方各国所不能想象,这也是有力量向海外发展的标志。两国的强大基础就是有发达的稻作农业,这在《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古籍中有充分的反映。春秋时吴越稻作的发达,不能不联系到史前灿烂的良渚文化的因素,尽管良渚文明的消失依然是个谜,但五六千年以来这一地区的稻作生产始终没有间断过,也是事实。稻作历史连绵不断,既积累了经验,又丰富了品种资源,是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 

  然而进入秦汉统一以后,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统治的专制集权,防止地方的自主和反叛,加以目光的短浅,不能利用统一的威势去发展南方,而是采取消灭地方割据势力,集权于中央的强干弱枝的政策,以巩固其万世帝业。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集中于咸阳及巴蜀;汉继秦后,采取同样的手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帝迁徙六国国王后裔、豪杰、名家及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五大族10万余人入关,从而使得东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进程,遭到人为的打击而受挫,发展甚是缓慢。如西汉会稽郡(设治吴县)有户22万,口103万;到东汉时,虽分为会稽(设治山阴,旧越国,今绍兴市)和吴两郡,其中会稽郡有户12万,口48万;吴郡有户16万,口70万①。两郡合计有户28万,口118万。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户只增加6万,口只增加15万。说明农业和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与关中地区的富庶繁荣形成鲜明对比。西汉初,盐铁还是民间私营,武帝元狩三年以后才收归国营,在全国置盐铁官,实行垄断专利。汉代盐官共48处,东南仅海盐1处,其余47处都在北方。汉代共设铁官44处,东南仅盐渍、广陵、堂邑3处,其余绝大多数在中原北方②。这种专营的结果只有利于北方统治中心,而不利于南方的发展。

  秦代的浙江设置了19个县,其中17个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这其实是吴越时期遗留的格局。而在西汉的200年中,只有沿海增设一个回浦县(今临海);东汉100多年中只有瓯江口增设一个永宁县(今温州)③。由此春秋战国时的吴、越、楚农业和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被强制堵塞,这是南方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低谷。这个低谷使得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和经济发展推迟了二三百年,无怪乎司马迁说:“江南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④ 

  南方经济的转机发生于秦汉大统一格局被分裂为三国以后,东南地区在孙吴统治的百来年间,农业和社会经济开始了复苏。浙江县治在孙吴期内很快增加了26个县,填补了浙江的大部分空白⑤。西汉时百越族人民一部分被强迫迁往江北,其余逃往海外岛屿的称外越,逃往山区的称内越。在孙吴统治期间,内外越在孙吴的胁迫下,开始了与汉族的进一步同化。原先称稻为“依缓”的吴语(吴越同语)由越人渡海东传至日本,故日语也称稻为“依缓”(亻礻),而吴越本身已接受汉语称“依缓”为“稻”。当然,越语保存于日语中的还有不少,如越人谓盐日“余”,音近日语シ才;日语读吴为クL,即“句吴”之句读如勾⑥。这也是在探讨吴越文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点。 

  此后南方经历东晋、宋、齐、梁、陈200余年的发展,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土地大规模的开垦,水田向山区坡地的进展,使得以水稻为代表的农业开始有了很快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和文化的欣欣向荣。在此之前,北方的粟麦和南方的稻虽同为各自的主粮,但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无法与粟麦相比,而从东晋始,南方水稻开始了与粟麦平起平坐的地位,也即与汉魏时北方之粟麦并驾齐驱了。据分析研究,秦汉时的粮食平均产量折今市制约亩产264斤,其中南方水稻平均为250斤,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到了东晋南朝时,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为257斤,其中水稻平均为263斤,比秦汉时增加了5.2%;而北朝的粮食平均产量比秦汉时减少了2.42%⑦。所以王羲之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八九。”⑧虽或有所夸张,也足以说明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开始受到挑战。 

  唐宋以来,南方没有受到如北方的长时间反复战乱,农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稳定,加之北方人士为避战乱而大量南下,带来北方先进的农业经验,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北人喜麦食的习惯带动了南方麦子的种植规模,人口对粮食尤其麦的压力,把原种植在旱地的麦子引入稻田,形成了太湖地区闻名至今的稻麦两熟复种耕作制。宋以后,除麦子以外,油菜、蚕豆、豌豆等也纳入稻麦两熟制,这些冬季粮、豆、油作物被专称“春花”。这样,既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也大大增加和丰富了粮食的供应和品种,又使得有可能分出部分田地改种桑、棉、烟草等经济作物,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太湖地区对国家的田粮负担也随着不断增加。唐时江浙财富首甲东南,因而漕粮高居各省总和之半。唐中叶时浙江东西两路岁运漕粮75万石,至北宋中叶两浙岁运漕米达150万石⑨,乃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宋、明、清三朝浙北苏南地区的水稻产量一直较其他地区为高,北宋至南宋,稻米平均亩产约2.5石,其他地区只1.5石;明朝浙北苏南为2~3石,其他地区为1.5石;清代有所下降,浙北苏南为2石,其他地区为1.5石⑩。太湖地区的粮赋负担愈到后来愈重,据记载:明朝时,“赋重莫如苏州,亩科粮至有一石三斗及二石者。洪武初,正耗止二百十四万石,永乐后益为三百万余石。两京百官禄俸,尽派苏州,计米几三十八万石。又,供亲王白熟米一万石余。”⑾尽管到清朝后期,稻米产量有所下降,苏南浙北地区仍然是商品粮的重要基地,这种情况一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仍然如此。
 

    注解: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2-203页。
  ② 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图集》第22图,日本原书房,1983版。
  ③⑤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复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2期。 
  ④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⑥ 夏恒翔、孟宪仁:《从语言化石看吴越人东渡日本》,《辽宁大学学报》,1987

  ⑦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194页。 
  ⑧《晋书·王羲之传》。 
  ⑨《雍正通志》卷八十,转见《重修浙江通志稿》,第82册,第14页。 
  ⑩ 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中国农史》,1984年第3期。
 
  ⑾ 明·陈全之:《蓬窗日录》,世务一。 

 
【来源:农史研究文集】
 相关报道:



网站简介  联系我们  版权及免责声明
Copyright ©2007-2008 www.hwjyw.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8007911号
中国华文教育网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不良和违法信息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