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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岭南书院与学术文化的传播
 
2007年05月22日
 
  近代岭南学术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主要是靠书院教育带动的。清代学术由官员所倡导,故督府所在地广州成了学术中心和地区高等书院集中地。在此期间,广州的学海堂、广雅书院、万木草堂对岭南地区知识的传承和更新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岭南近代学术发展过程中,众多岭南当地的学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陈澧、朱次琦、廖廷相、桂文灿、谭宗浚、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都与这些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学海堂广东朴学研究的开端

  清中叶以后,阮元接任两广总督职务,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成为广东朴学研究的开端。在学海堂存在之日,岭南地区学术思想已受到西学的冲击,书院内也有学者对此关注。学海堂所营造的学术氛围是希望人们能够从传统文化内部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学海堂及后来与之学术思想相类似的菊坡精舍都不课制艺,它们引导生徒纳入经史子集,从事切实学问的研究(但不同于乾嘉考据学)。对于考据学的弊端,岭南学派都有所认识,故做出了汉宋兼采的调和态度,以“实践”来解决教学上道问学和尊德性的矛盾。以求实求真的态度瓦解伪学,重新确定“经典文本”。通过整理思想的秩序以维护正统的社会秩序。这种思想在岭南地区学术文化的传播中影响很大,张之洞创立广雅书院,本质上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广雅书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属贯通汉宋学的经世学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创立广雅书院。书院科目虽然有经学、史学、理学、经济的划分,但课程占主导的仍是传统旧学。他十分希望通过调和汉宋的教育,实现儒学的内部改造,改变琐屑空泛与矫伪浮靡的士习,以维持传统的价值观念。尽管书院教学以儒学经典为主,但让学生思考的问题就不仅仅局限于儒学内部,也包括外部的文化冲突及实际利弊,如“新疆造铁路利弊”;“西教为中国利害”等等。

  万木草堂教育改良维新之始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所办的教育显示出许多不足之处,遭到维新派的严厉批判。他们把中国的衰弱归结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草堂课程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主体,兼及史学、西学。康有为仍很强调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性,并把孔子所谓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作为学纲,尤其重精神、贵德育,使审美教育、道德教育和学术教育相辅相成。

  书院教育带动学术文化传播发展

  伴随著书院教育的刻书业,给学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早在学海堂时,书院制度中就附有刊刻制。阮元校刊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余卷,均藏版于学海堂,此外还刊刻了《研经室集》、《国朝汉学师承记》、《广东通志》等,为广东士人读书带来方便,也刺激了广东刻书业的发展。同治年间成立的广东书局刊刻了不少经书。后来张之洞设立广雅书局,聘请学者陶福祥为总校,刻书业成为独立的机构。此外当时岭南地区民间也是书坊林立,尤其广州,有着全国第二大书坊市场。与之相关,在学术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豪商巨富的支持也起了一定作用。其中以著名洋商伍崇曜最为典型,他聘请学者谭莹,致力于搜书、校书、刻书事宜。他所辑刻的书籍有《粤雅堂丛书》等260种共2260卷,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为世人所瞩目称道。可见,学术文化的传播并不能单靠教育一方面的努力,而是要形成社会整体氛围,这样传播和发展才更为有效,才能产生规模效应。这对当代岭南学术文化的发展、壮大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 任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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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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