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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悲悯天下的诗之圣者
 
2007年12月13日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历来与李白齐名,并称“李杜”。他们同处于盛唐时期,但是杜甫的诗歌不像李白诗那样体现着盛唐昂扬进取的社会风貌,而是凝聚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和沉重责任感。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时期的创作高峰,杜甫的诗歌则更多地对唐代(618-907)中期以后直至宋代(960-1279)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历史上的唐朝帝国在盛唐时期正值高度繁荣、空前强盛,但同时潜伏和滋长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帝国无可避免地走上政治昏庸腐败、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衰落之路。杜甫用如椽诗笔生动而深刻地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过程,作品社会内容丰富并饱含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挚情感。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如历来为人称诵的“三吏”、“三别”,反映了唐朝由开元、天宝盛世转向衰微的历史过程和社会面貌。所以杜诗被后人公认为“诗史”。

 


  杜甫像,今人蒋兆和绘。

 

  杜甫是唐初著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家学渊源深广,自幼好学,博极群书。他生在一个空前繁盛、蓬勃积极的时代,并在“奉儒守官”的传统文化家庭中成长,自然容易产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他七岁学诗,十五岁即因诗文扬名。二十岁起,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的漫游生活,也曾赴洛阳应试,但以落第终。值得注意的是,年轻的杜甫在这个时期于洛阳与已过不惑之年的李白相识。二人结伴畅游,谈诗论世,结下深厚情谊。杜甫对李白推崇有加,写下许多感人的怀念之辞,如“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梦李白二首》之一)、“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梦李白二首》之二),情真意切,读之泪下。

  杜甫三十五岁时来到京城长安,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够得到皇帝和权贵的赏识,以求仕进,但是一直得不到机会。他曾多次向权贵投献诗文都无结果。天宝十年,唐玄宗举行郊庙祭典,杜甫借机献上三篇《大礼赋》,得到称赏,但并没有因此被授官,直到几年后,才被任命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杜甫在长安困守十年之久,尝尽失意潦倒,甚至“困于衣食”。现实生活的困顿使得他对于下层贫苦民众有了更多的接触和理解。另一方面,他曾经为了维持生计而陪伴贵族们诗酒寓游,出入于高门豪宅,见到贵族生活的奢靡荒淫。贫富两种生活状况之间的强大反差激发了诗人强烈的不平之情,这在杜甫的诗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他在《丽人行》中描述长安富贵之家的妇人:“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这样的豪华是因为她们的身份高贵:“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唐玄宗对杨贵妃一门恩赐非常,封她两个姐姐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诗人在这里直斥政治的昏暗,更明白地指出这些权贵“炙手可热势绝伦”,我们这些平民“慎莫近前丞相嗔”,对昏庸奢侈的贵族满怀讽刺和怨愤。

 


  《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代张萱绘,宋徽宗摹,辽宁省博物馆藏,再现了杨氏姊妹的生活片断。

 

  他在极有代表性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精辟深刻地表达出对现实的不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这种两极分化的极度不公使他愈加对生活艰辛、饱尝劳役之苦的百姓充满同情。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兵车行》中,表现了下层百姓不但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而且还要饱受兵役之苦,为统治者扩土拓疆的野心牺牲自己的年华甚至生命: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出征离乡之际,亲人生离死别的图景动人心脾,催人泪下:“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汉代乐府诗中讲述了一个老兵“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十五从军征》)的悲惨经历,而在这里,男子刚刚成年就被迫出征,年老之后还是不能逃脱兵役:“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统治者一心拓展疆土,而将人民视若草芥,毫无怜惜,乃至民不聊生,村落荒芜。对于被压迫的凄苦,人民却又不敢申诉,只能慨叹:“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兵车行》(局部),今人徐燕荪绘,中国美术馆藏。

 

  战争是造成人民生活艰辛的一个重要原因,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杜甫亲历动乱,奔波逃顿,写下了多篇痛国难、忧民生的诗作。“三吏”、“三别”是杜甫记述“安史之乱”的一组叙事诗。这组诗共六首,分别为《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具体生动地描绘了战乱造成国家的残破、人民的痛苦。“三吏”、“三别”沉痛控诉了兵役的残酷,以具体的事件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哀叹。《新安吏》记述了作者路途中亲见县吏征兵的场面: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为了平定叛乱,朝廷不断征兵,使本就饱受侵扰的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众多成年男子战死,轮到十几岁未成年的男孩、体弱头白的老翁被拉上战场,处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哀鸿遍野,山水为之痛彻,“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但是诗人又告诉人们不要再哭泣,因为即使哭得流泪出血、眼枯见骨,朝廷也不会改变它的冷酷无情。

  清代杨伦评价杜甫的“三吏”、“三别”说:“……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杜诗镜铨》卷五),这也可以概括杜甫的大部分诗篇特点。

  《春望》一诗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和重视,还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作者对国家和百姓深挚的热爱和痛惜渗透其中,一开头“国破”二字立时显露出国都荒废的凄凉。叛军攻破国都长安,大肆劫掠,纵火焚城,繁华兴盛的都城一时成为一片废墟,人民流离失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以拟人的手法生动地传达出触景生情的悲伤。战火久燃,远离家乡,与亲人音信断绝,四十六岁正值壮年的诗人竟然白发稀疏,简直不能用簪子挽成发髻了。而当他得到朝廷收复失地的消息时,又欣喜若狂:“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人的感情总是随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波动,他博大仁爱的胸怀在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诗篇中展露无遗。

 


  《春望》诗意图,今人陈惠冠绘。

 

  杜甫晚年居无定所,携家漂泊,五十九岁病死于湘江的一条小舟之中。他一生命运多舛,生活艰难,时或衣食不得饱暖,后半生更是凄苦无依,甚至经历了幼子因饥饿而夭折的痛苦。但是他笔下流露出的并不是自伤自艾的一已之悲,而是忧国忧民的巨大痛苦。他在诗中深切地表达了对天下民生的忧怀,企盼人民能逃脱生活的苦难,自已所住的草屋被狂风卷破时还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表示若得偿此愿,则“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今成都杜甫草堂,是杜甫流寓成都时的居所。杜甫在此过得数年较

为安定的生活,其间其七言律诗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甫的诗作与时代关系密切,内容涉及唐代三朝政治、经济、军事、人民生活等问题,其中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处处浸透着真情实感。杜甫以儒者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为我国古代诗歌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杜诗在宋代以后受到广泛重视和学习,他被后人尊称为“诗圣”,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贤楷模。(宋莹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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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五洲传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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