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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2007年12月14日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受业于孔子嫡孙子思的门人,其学说上承孔子并发扬光大。孟子对于自己身处时代“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的状况深感忧心,于是他称述上古尧舜之德,以仁义为天下根本。孟子先是在家设教,曾言“君子有三乐”,其一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后来又游历各国,见过齐宣王、梁惠王,但因为整个战国时代的情势是“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君王在意的是权谋之术,所以孟子和孔子一样,他的学说很难为各国统治者所采纳,反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一书,有孟子自己撰述的,也有其门徒的记述,总体风格比较一致,文章辞锋锐利、辩才滔滔。

 


  孟子像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皆善,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的本性既是善的,那么对人的管理就是引导他把人性中的善给发挥出来,为政者不要阻塞了人的善性。“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人把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扬出来,就能和家人和睦相处,进而和他人、和社会和睦相处。

 


  《孟母教子图》,宋人绘。相传孟母在孟子小的时候为了他的教育成长,

曾三次搬家,在孟母的正确教导下,孟子终于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作为散文来看,《孟子》与《论语》的简净不同,虽然文章也是对话体,但往往是长篇大论,论辩皆经过精心构思,文章风格气盛辞严,辩士色彩明显。孟子曾自嘲地说:“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为了宣扬行王道,他在论辩中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自己的主张。《孟子》第一篇《梁惠王》的第一章,是为全篇甚至全书奠定基调的,而这一章,就是以论辩开始的。孟子见到梁惠王,梁惠王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开口就打听“利”。梁惠王的所谓“利”是于梁国有利的富国强兵之“利”,而孟子要强调的是“仁义”,于是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以排比的方式假设,如果梁王关心的是“何以利吾国”,那么,大夫关心的就是“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关心的就是“何以利吾身”,各自关心的是最切身的利益,那么就有可能“上下交争利”,即上下互相从对方那里去取得利益,“而国危矣”。梁惠王才开口问了孟子一句“利”,孟子就以数句对之而宣扬自己的“仁义”之说,这是以排比、连续的气势说服对方的努力。另外,他也采用问答体,颇有点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孟子在政治主张上提到“行王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他自己的核心思想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强烈的民主色彩,可是未必能为各诸侯国所接受,所以他在讲述了他理想中的“王道”状况之后,又激烈批评当时各国争行“霸道”的严重后果,且是在梁惠王表示“寡人愿安承教”之后与梁惠王展开对话的: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尝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在其文章中显现的也是这样的大儒的形象。他肯定人的善良的本性,所以他也对自己的本性充满信心,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如果认为自己内心有一个尺度在,那么“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询问自己的良心,如果没有什么不正确的,那么即使有千万人阻挡我也会继续前进。

  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像“五十步笑百步”、“揠苗助长”等都成为人所共知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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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五洲传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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