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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季羡林
 
2009年09月06日
 
  季老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泰斗,先生的书斋号称“书城”,共有六室,每室四壁,通天到地都是书。

  89岁的季老,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季老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先生又是散文高手,另外尚有诸多的各类作品,总计上千万字。而今,先生虽已耄耋之年,写作尚晨昏不辍。水木清华,陈寅恪教授的一门课确定了他今后的治学方向

  季羡林幼时家境贫寒,属于中国的最下层。他生于山东清平县的官庄,父辈生活无着,童年充饥的是红高粱饼子就盐碱土腌的咸菜。

  由于叔父的接济,季羡林在济南读完了小学和中学。中学时,他竟然喜欢上了英语。于是,他沉迷于此,进而喜欢上了外国文学。他和80多个高中同学,北上京城投考大学,结果只有三人高中,而他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他选取了清华。

  1930年初入清华大学,满眼是书的高山,满耳是诗的乐章。他听郑振铎教授讲课,如闻高山流水,滔滔而下。在前辈的引导下,他笔下生花,写出了很多文章,还参加了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的编辑。

  有一次,他听了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又引发起对梵文的兴趣。当时,他朦胧知道,中国文化与印度的梵文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在这朦胧意识里,他接近了古代文明的迷宫。

  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应济南母校的邀请,季羡林回济南中学任国文教员。这时,他有了妻子儿女,有了一个虽清贫但温馨的家。不久,清华与德国互换研究生,清华选中季羡林留学德国。

  1935年8月1日这天,在亲人的目送中,他踏上了赴德之旅。留德十年,战火纷飞中他寻到了开启古印度文明神秘之门的钥匙

  他来到小城哥廷根,原本是两年的学业,由于二战的动荡,把他的归途阻断,在德国一住就是十年。

  最初到德国,面临的是学业的选择,学什么?来之前,在中国,一个相识的朋友劝他学保险学,说这是铁饭碗。但是,这与季羡林的情趣大相径庭。他倾心于中国文化,而且以前朦胧中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

  他知道要把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不懂梵文是困难的。而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

  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

  瓦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一个,而且还是中国人,但是,他还是正正经经地上课,一丝不苟。学习是艰苦的,梵文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更何况流传至今的是残缺不全的贝叶经,更何况老师教法的特别。

  瓦教授讲课,第一二堂念字母,第三堂起就读练习,天书一般的梵文,语法就只有靠自己课下准备,常常一节课要准备一天。季羡林既然已经决定,则知难而进,每日苦读不已,居然日有所获,在很短的时间里,进入了这艰难门径。

  此时,二战开始了,瓦教授应征入伍,换了一个年届古稀的西克教授。西克教授的绝活是研究吐火罗文。吐火罗文又称“龟兹语”,新疆出土的文献证实它是古代流行在土鲁番一带的语言。这比天书一般的梵文还要难懂,世界上能读懂它的只有西克教授等一两个人。西克教授不容商量地把这种乩语般的残卷影印本,摆在了季羡林的面前。于是,季羡林又每日沉浸在这迷茫的语言中了。

  博士论文终于写出来了,论文答辩通过了,分数是“优”。西克教授赞不绝口地说:“论文有了突破的意义。”这可让季羡林飘飘然了,心满意足地认为自己没有丢中国人的脸,可以无负于祖国和亲人了。

  但是,这种飘飘然马上就被二战的炸弹炸得粉碎。季羡林也如同池鱼般地和德国人民一起东躲西藏。躲藏还有躲藏的地方,更严重的是食物的缺乏。季羡林整日饥肠辘辘,饥饿比炸弹更具有永久的威力。

  在那些岁月里,尽管有饥饿与死神时时相伴,但令季羡林更为感动的是:教授们视科学如生命。有一次,大轰炸刚过,季羡林急忙赶去看望西克教授。

  路上,他看到一个老人正弯腰屈背观察什么,走近一看,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流体力学权威P教授。原来,他正在观察一段短墙是如何被炸弹的气流所摧毁的。他赶到西克教授家里,教授家的玻璃都被炸成一堆碎渣,而教授还伏在满是碎渣的桌子上,依然聚精会神地看他的吐火罗文。季羡林真的看呆了,他被教授们献身科学的精神所感动。牛棚岁月,“不可接触者”译成使他享誉海内外的《罗摩衍那》

  战争终于结束了,苦难到了尽头。季羡林等候签证数月,终于在1946年5月踏上阔别十年的故土。

  回来了,他的梵文研究也停止了,季羡林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面壁十年,最终取回了真经。他精通世界上极少数人才能读懂的吐火罗文、吐陀语以及梵文等。他关于印度语言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梵文学界的瞩目。但是,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梵文研究的资料,他只好致力于印度史、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1946年季羡林赴北京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了,季羡林迎来了新的生活。1951年,他作为中印关系学者,参加了访问印度文化代表团,弥补了以前未能亲临印度的遗憾。

  以后,他把妻儿和婶母接到了北京。但是不久,又一个十年的风雨使得他饱受磨难。

  文革来了。游街、批斗、挂牌、住牛棚,季羡林都一一品尝了。最令他悲哀的,是他成了“不可接触者”,生在人世,不能与任何人交谈,好像独步于荒漠。他被分配掏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

  在“无人接触”的日子里,他翻译出了以后使他享誉海内外的《罗摩衍那》。

  这是汉语的首译本,八大册,九万行,历时整整十年,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文革后,他拍动着史诗的巨大的翅膀,扶摇直上学术、艺术的万里长空。坐八望九,主编《东方文化集成》宏篇巨著,计划十年出书500种

  时至今日,他那质朴的大脑依旧白云舒卷,不知老之已至。他不觉得老,乐于做各种事,哪怕数不清的会议催促,他也不觉得烦,高高兴兴地如约而至。

  季羡林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凌晨4时,天空还布满繁星,他已伏案工作了。

  他喜欢同时做几件事情,他的六个房间,分类贮藏书籍,在这个房间写佛学文章,累了,就到那个房间写散文……他把这称为“散步”,交替而行。

  先生悟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犹如一条金链条,一环扣一环。而先生正具备东方式的顿悟、洞察力和圆融之智,又在西方文化中汲取了严谨、理性、

  逻辑与分析。他断言: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他正身体力行,分秒必争地把他的研究成果系统地整理出来,进而开拓更宽阔的研究领域,以推动祖国文化的发展,东方的繁荣。

  先生倡议组织全国研究东方文化的力量,撰写《东方文化集成》,亲任主编,计划用十年的时间,撰写出版500种书,涵盖东方各国文化。这个浩大的跨世纪文化工程,已于1995年启动。先生于坐八望九之年,使命感还如此强烈,精神还如此年轻旺健,真可谓老而弥坚。

  先生是智者,是文化道德的传播者,实践者。他生活淡泊,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挑食,不闲着,不嘀咕。而今,名誉地位于他如浮云,他常脚踏一双圆口布鞋,身穿一身普通的中山装,那是学界一代宗师的返璞归真。(韩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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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大教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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