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的经济状况

  一 南 方

  南方自南朝历隋、唐,经济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是两汉以来的旧区域,每逢中原丧乱,就有人据蜀自立。隋唐时扬州为东南第一大城市,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富强足以自立,并且有力量占据江南、江西大片土地,形成一个大经济区域。三吴(南朝称吴、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即唐朝苏、湖、越三州)是南朝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地,唐时立浙江东西两道,设镇海(浙江西道,治苏州)镇东(浙江东道,治越州)两节度使,唐末,以新起的杭州为中心,形成一个两浙区。岭南、福建经济文化较上列各区落后,福建更落后些,唐中期以后,两地都渐有进展,岭南以广州(岭南节度使治所)为中心,福建以福州(唐时福建经略使治所)为中心,形成两个区域。广州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城市,福建的泉州,唐时也开始成为通商港口,海上贸易对这两区有重要意义。湖南比福建差,但唐朝新发达的商品――茶叶,在湖南大量生产,为北方所必需,这就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区。荆南(南平)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北方小朝廷与吴、蜀、楚诸国的缓冲地,依靠商税,勉强自成一区。以上各区,经济发展程度,高低很不平衡,大体上,割据者可以凭借一个区成立一个政权;另方面,割据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推进经济,五代时期南方诸国战争较少,某些国君注意兴利事业,原因在此。尽管是这样,各区并不能完全自给,有待于互通有无,更有侍于南北双方的互通有无,所以,五代十国政治上是分裂的,全中国的经济联系却是相当密切的,自然,这种联系不能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碍,当北方政局稳定时,全国就不可抗拒地复归于统一。

  前、后蜀――两汉以下,蜀一向是农业、工商业发达的地区。王氏、孟氏据蜀先后凡七十余年,境内很少发生大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如果说,前、后蜀立国也还有些好处的话,这就算是好处。至于前、后蜀统治者,剥削都很残酷。王建急于聚敛,虽然仓库装不下了,还是贪得无厌。蜀中每年季春月有蚕市,百货云集,市况甚为繁盛。王建曾登楼望见有许多处作桑栽(桑树秧)交易,对左右人说,桑栽很多,如果收税,必获厚利。足见他多么留心获厚利。王衍和他的臣属,专以奢淫相比赛,浪费无限。九二五年,唐兵入成都,没收蜀仓库所存武器、钱粮、金银、缯锦共以千万计。所谓千万计,就是数量极大。九二六年,孟知祥查库,还有铠甲二十万副,以此为例,蜀仓库确实是装得满满的。唐兵没有抢掠成都市,退兵时,孟知祥令成都富人及王氏旧臣献钱,以六百万缗犒唐军,剩下二百万缗归孟知祥。富人及旧臣的钱,自然都是剥削得来的,一次就能献出八百万缗,平时剥削的严重可以想见。

  孟知祥据蜀,待将相大臣“宽厚”,所谓“宽厚”,就是让这些人任意去搜括。孟昶继位后,宰相张业设牢狱在家里,用残酷的刑罚勒索民财。将相大臣放纵无忌惮,甚至掘坟墓求财物,搜括到了地下,地上还有什么可免搜括。民众继续生产,统治者继续掠夺,民众穷苦无告,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前后蜀都不战而亡,因为民众对它们实在厌恶到极点。

  吴、南唐――杨行密、徐温都注意恢复生产,境内粗安。徐知诰执政,更加重视农桑。吴国旧制,上等田每顷收税足陌现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贯八百文,下等田一贯五百文,如现钱不足,依市价折金银。又有丁口税,计丁口征现钱。宋齐丘建议收税不用现钱,用谷帛代现钱,并“虚抬时价,折纳绸绵绢本色”。当时市价,绢每匹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主张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文,绸为二贯四百文,绵为四十文,都是不打折扣的足钱,又废除丁口税。宋齐丘要官府收租税,用高于市价三四倍的虚价来折合实物,确是大胆而有远见的建议(这是《容斋随笔》转载北宋许载所著《吴唐拾遗录》的原文,《通鉴》作“绸绢匹值千钱者当税三千”,是一般地说提高三倍)。朝议喧哗,以为官府损失太大。宋齐丘说,那有民富而国家贫的道理。徐知诰断然采纳宋齐丘建议,认为这是劝农上策。果然,不到十年,江淮间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繁盛景象,吴国也就富强了。徐知诰称帝后,下诏民三年内种桑够三千株,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够八十亩,赐钱二万;桑田和农田都免租税五年。这样奖励农桑,在五代时期是唯一的国家,也因为是个富强国,所以有力量抵御北方军阀的侵扰长江流域。

  南唐李Z、李煜时,赋税逐渐加重,和别国比还算是轻一些。

  吴越――南方诸国多兴修水利,吴越尤为积极,两浙农业发达与水利是分不开的,这应是钱氏政权的成绩。但钱氏君臣,奢侈成风,民众不胜其苦。钱?居室用具,极为精美,晚年更加放纵。钱氏据两浙八十余年,对北方小朝廷贡献厚礼,在国内任情浪费,地小人多,赋敛苛暴,鸡、鱼、卵、菜,无不收税。即使欠税不多,也要被捉,受鞭笞刑。《咸淳临安志》说“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这是钱氏政权的定论。

  楚――南方各地多出产茶叶,湖南产茶尤多,楚立国主要依靠卖茶和通商。马殷听从高郁的建议,提倡种茶,让民自采茶叶卖给北方商客,官收茶税。九○八年,马殷向梁太祖请求,每年贡茶二十五万斤(《旧五代史》作数万斤),换取卖茶权。梁允许楚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商店),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北方的衣料和战马,楚获利十倍。湖南民间不事蚕桑,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马殷令民纳税,以帛代钱,湖南丝织业开始兴盛起来。又令民间种棉,楚贡品中有吉贝布,就是用木棉织成的布。唐时岭南、福建已种棉织布,马殷时传入湖南,新创一种富源,马殷免收商税,招徕四方商人。湖南产铅、铁,铸为铅钱、铁钱,十文当铜钱一文,通行境内。商人出境,铅、铁钱不能使用,只好购买湖南物产带走。“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这就是马殷的治绩。

  马殷死后,继位人都是暴君,民欢穷困流亡。周行逢占据湖南,改革马氏弊政,境内粗安。

  闽――王潮、王审知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国,奖励通商,闽民众得到三十年休息。王审知死后,继位人多是暴君,王继鹏起三清台,用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每天烧龙脑等香数斤,以此为例,一个小国的民众,负担是沉重的。

  南汉――南汉国君自刘岩起,都是极奢侈极残忍的暴君。九三四年,刘岩造昭阳殿,用金作屋顶,银作地面,木料都用银装饰。殿下设水渠,渠中布满真珠。又琢水精琥珀为日月,放在东西两条玉柱上。刘■造万政殿,饰一条柱子就用银三千两。又用银和云母相间隔,包装殿壁。这种富丽辉煌的建筑物,是用多少民众鲜血变成的,实在使人触目伤心,不寒而栗!刘岩恶毒无比,设有灌鼻、割舌、支解、剖剔、炮炙、烹蒸等惨刑,又有水狱,聚毒蛇在水池中,投入他所谓的罪人,让毒蛇咬死。他的继位子孙,都是和他类似的野兽,他们造成穷奢极侈的宫殿,取得人力和财物的方法就是惨刑。

  南平――九六三年,宋太祖使卢怀忠去南平观察情形。卢怀忠回来说,荆南兵不过三万,年景不坏,民众却困于暴敛,消灭它很容易。果然,宋兵经过江陵,便灭掉南平。

  南方诸国,除少数国君曾做了些有益于民的事情,其余都是民贼。民众遭受剥削是极其严重的。例如宋太宗时,废除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等地的鱼税,又前后下诏废除或减轻“橘园、水?、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的税收。单看苛税(实际不只这些)名目,可信南方诸国同北方一样,也是物物有税。又如丁口税,有些地方每人每年要纳钱数百文,到一○一一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才下诏“两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税并特放除”。这些苛税,或起自唐末,或诸国新设,税名或税率有增无已,民众的痛苦自然也有增无已,自从北方出现周宋两朝,南方诸国再不能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理由。

  二 北 方

  黄河南北广大地区,五代时期,大小战争接连发生,战争本身(主要是杀害民众)以及由战争引起的各种灾难(主要是搜括财物),使得社会遭受大破坏。从此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进一步地转移到南方,北方变成比较落后的地区。自远古以来,经济文化的中心总是不离开黄河流域,现在南移到长江流域,这个大变化,是五代在历史上的重大特点。北方战争的后果,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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